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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性无关:为什么说滥用抗生素“毁掉中国一代人”?

 一直以来,都想谈这个话题。但也一直很纠结: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否可以帮助到人?如果遇到那些来自火星,大脑结构和常人不同的人,看了我这一文章,反而害了人家呢?最怕遇到这种人:“就是因为看了你的文章,我才耽误了病情...你这不是害人吗!你这个恶魔!...”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人难做。每每想到这里,我又放下写这一文章的念头。

 近日,看到卫生部官员的“抗生素毁掉中国一代人”言论后,内心重新燃起写这一文章的念头。不管如何,谈谈自己的看法,说了总比不说好。即使只是能够帮助少数人,也总还是值得的。

 可以说,抗生素的发现是现代医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也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正是因为有了抗生素的保护,人类的生存率才能大大提高、平均寿命才能明显延长。要知道,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现在一些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却曾是夺去无数生命的可怕杀手。

 用实例讲解一下大家才能印象深刻:青霉素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最终用于临床并拯救了无 数生命的抗生素。当年,盘尼西林(青霉素)可是比黄金更宝贵的战争物资!朝鲜战争时期,世界上只有西方国家的少数药厂有产生盘尼西林的能力。当年,西方国家严格控制盘尼西林对社会主义阵形国家出口。在朝鲜战场上,很多志愿军战士受伤后,因为伤口感染得不到及时、有效控制而致残甚至失去生命。当年的战争回忆录中,一些野战医院负责人讲述:很多时候,整个医院,就只有几支盘尼西林(那还是香港爱国商人冒着巨大风险,从香港偷运进来的),只有遇到伤员感染特别严重时,才迫不得已动用一支。那个年代,一支盘尼西林就能拯救一条生命,它的确比黄金还宝贵!

 自我国成功自行生产青霉素后,青霉素得到极其广泛的应用,但同时也带来滥用的苦果。引用网上专家的描述“上个世纪70年代,病人每次药量只需20万到40万单位,80年代变成80万单位,90年代变成400万单位,而现在需要800万单位甚至更多。”滥用,带来了细菌耐药的结果。再加上青霉素价格低廉,利润低而风险大(过敏性休克),现在青霉素这个曾经的“人类救星”已基本退出市场。

 新的抗生素不是你想发现就可以发现的,开发新的抗生素需要巨额的投入而且成功率低。随着人类滥用抗生素,新的抗生素起效周期越来越短。到了“明日之后”,人类“无药可用”决不是“耸人听闻”。具体详见“附录”上卫生部专家的言论。

 如果人类没有抗生素可用,情况会如何呢?那样的话,人类就回到了并不遥远的过去。

 那时,婴儿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和各种各样致病微生物漫长的斗争。刚刚出生时,如果是母乳喂养,还可以从乳汁中获得母亲的抗体保护。当哺乳期一结束,就完完全全依靠自身的免疫系统去对抗外界几乎无处不在的各种各样微生物的侵害。最脆弱,也最危险的因素是:婴幼儿自身的免疫系统需要一个“识别、学习”的缓慢完善过程。这个过程很复杂,差异也很大:例如,一些感染性疾病,人类一次感染后就可以获得终生的免疫力;而一些感染性疾病却可以反复侵入人体导致反复感染。总而言之,婴幼儿的免疫系统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与各种各样致病微生物接触、斗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在无数次与致病微生物抗争中活下来,才能最终长大成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上呼吸道感染是最常见的儿科疾病。现今的社会,这简直就是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那个小孩没有出现过上呼吸道感染?但在过去,由于没有抗生素保护,这小小的上呼吸道感染就很容易发展成实质性肺炎,它曾经夺去过无数婴幼儿的生命。

 所以,在过去,婴幼儿的死亡率很高。上世纪前半叶出生的人中,家中有几个、十几个兄弟姐妹,但最终只有一、两个人长大成人的例子比比皆是。过去,“十六岁前,半条命在阎罗王手中”的说法是那个缺医少药时代的真实写照。

 如今,婴幼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最主要得益于预防疫苗的普遍使用及其抗生素的保护。

 现代人在受恩于抗生素保护的同时,也出现了滥用抗生素的现象。这是全球性的问题,只不过在中国尤为特出而已。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里不讨论到最后“人类无抗生素可用”这个大家觉得有点遥远的问题(明日之后,其实也未必遥远);这里只讨论为什么说滥用抗生素“毁掉中国一代人”。

 人来到这个充满微生物的世界后,身体和微生物的长期战争就拉开序幕。人体免疫系统完善的过程,就是和各种各样的致病微生物不断发生战争,最终达到动态平衡的过程。用这样的比喻大家可能更容易明白:这场战争中,人体的免疫系统是“红军”;自然界的微生物是“蓝军”。婴幼儿时期,红军的战斗力差,面对强大的蓝军,如果没有外援(抗生素)帮助,红军就很容易败下阵来。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必要时,使用外援帮助红军,击退蓝军的进攻。

 但这绝非长久之策。使用外援帮助红军只是权宜之计,最重要的是,要让红军成长、强大起来,即要让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变得完善,足以依靠自身的力量保护自己,这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如果动不动就使用抗生素,动不动就起用外援,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变得脆弱,抗病能力变得低下。为日后留下极大的隐患。

 这样说吧:微生物是低级生物,基因突变的机率高。病毒、细菌变种层出不穷。当明日之后的某一天,出现某种传播能力强、致病能力强,而且又对所有抗生素有抗药作用的“超级病原体”时,那就是人类面对巨大灾难的时候。此时,人类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到了那个不敢想象的时刻来临时,我们那些被抗生素过度保护成长起来的人群中,能够生存下来的几率会是多少呢?

 不敢想也~~

 即使“明日之后”未必一定到来。但就算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整整一代人都是免疫能力低下,动辄生病的话。社会要付出的医疗支出、劳动力损失又应该用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去计算呢?

 看你说得那么可怕!难道,整个医疗界的人都不知道这种危害?就你一个人清醒?

 非也!凡是学医的人都知道滥用抗生素的危害。抗生素的使用原则:能不用就不用;能用少就不用多;能口服就不肌注;能肌注就不静脉使用(点滴)。这是学校老师讲课时,所教导的最基本原则!但一到了临床,尤其是基层,所有的原则都成了浮云!

 刚刚毕业的医学生,还能牢记老师的教导:“婴幼儿发热时,尽量少用抗生素,尽量不用激素。”但很快发现,这行不通。年资长一点的医生都在用。病人家属的评价也很刺耳“年轻的医生就是不行!在他那里看了两天都不好!找老医生时,一打针,就马上退烧,病也好得快!”这还算客气的。遇到一贯习惯强势的人,谩骂甚至动粗都随时可能。如此下来,年轻医生也只能随波逐流,向现实低头。滥用激素,滥用抗生素也就在医院延续下去。

 要彻底改变滥用抗生素的现象,这不仅是卫生部门的事情,也是全社会的事情。在现今医患关系紧张,互不信任的年代,难,难,难!

 文章写到这里,我已经失去了信心:我写这文章能帮到人吗?有多少个人敢在生病时不去医院?又有多少个医生敢坚持医学原则,冒着被病人误解甚至攻击的风险,坚持不滥用抗生素?

 我儿子的小表姐生活在广州。自小一有点毛病就往医院跑,打吊针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我儿子吃点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她却需要打点滴才能解决。我能够说的已经说过,但却起不了什么作用。一是她父母心中没有底气。二是她一大堆姑妈习惯做主,孩子病了不去医院?那不就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了?

 唉...我连自己的亲戚都帮不了,又能对外人有什么帮助?

 三叹~~

 


 附录:



中国抗生素滥用现象严重 抗生素毁掉中国一代人



 近日,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在公开场合表示,抗生素毁掉中国一代人,中国人平均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我国是全球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除了经济利益,抗生素滥用还来自于病人的压力以及医生的用药习惯。

 上月,新版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结束征集意见,和4月第一版“征求意见稿”相比,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抗菌药物临床管理办法。据预计,今年内该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

 近日,针对我国抗生素滥用的种种怪现象,记者专访了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多年专业从事抗生素临床药理研究的肖永红教授。

“三素一汤”凸显抗生素滥用

 2007年,肖永红教授与同事做了一个调查显示: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出口约3万吨,在国内使用18万吨(包括医疗与农业使用),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是美国人的10倍。在所有药品消费前十位中,头孢拉定、头孢曲松等占去半壁江山。

 肖永红说,人均年消费量138克这个数据是综合多方数据的结果,并不是说138克都是人吃掉了,包括原料和制剂,原料包括人用的和动物用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我国俨然已成“吊瓶大国”。肖永红说,“水”里面不外乎糖水、盐水,再加一些药,而加的药最多就是抗生素。国外门诊,基本上是不用输液的。中国人有一个误解,认为发烧感冒要好得快,最好去医院挂吊瓶。实际上,吃进去的药品和输入体内的药品并没有什么不同。可以在门诊输液的人是能自己进食的,肯定也可以自己吃药,口服与打针效果一样。

 对于我国抗生素滥用到何种程度,肖永红形容说,即使你到最小的诊所去看,只要是病人来了,不管什么病,都会用抗生素。“特别是基层医院,不管什么患者来,反正就是‘维生素’、‘激素’、‘抗生素’加一瓶水,我们常常形容为‘三素一汤’。”

 在中国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是欧美国家的两倍。其中外科患者几乎人人都用抗生素,比例高达97%。其实,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还不到20%。

 小孩抗生素使用比例高于成人

 肖永红说,老百姓还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即把消炎药和抗生素混为一谈,“误食”很多抗生素。

 在我国很多居民家里,抗生素成为常备药。感冒了来点消炎药,而被称为消炎药的往往是头孢菌素、阿莫西林等。而门诊医生之所以开大量抗生素,也有来自患者的压力。“患者感冒了,自己要求打点消炎药,医生如果不给他打,得解释很长时间,甚至导致医患纠纷。”

 肖永红说,小孩发烧更多是因病毒感染,不需要用到抗生素,但实际上,我国小孩抗生素的使用比例要高于成人。“儿童细菌感染占的比例很少,更多是病毒感染,但儿童医院使用抗生素比例偏高有他的理由,他们说,第一,孩子发烧来了以后,表现都是一样的,很难区分那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第二,一个孩子生病,后面跟着四五个家长,稍有闪失,可能导致医患纠纷,医师负不起这个责任。”

 小孩从一生下来就用抗生素,直接后果是,体内长期带着耐药菌,一旦生病可能无药可用。

 全球将面临无药可用

 8月,在美国官方持续追查致26个州数十人感染的沙门氏菌疫情源头之时,最新科学发现,一种抗药性极强、名为“肯塔基”的超级沙门氏菌恐将蔓延全球。

 去年 10月,宁夏两名患儿被检测出带有超级细菌NDM-1,它能抵抗绝大多数抗菌药物。

 “超级细菌”威胁全球。今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首届合理用药大会召开,恰好契合了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抵御耐药性: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肖永红说,无药可用并非耸人听闻,在实际临床中已经出现。

 超级细菌的可怕之处在于超级耐药,没有抗生素药物能对它起作用。肖永红说,它对所有药物耐药,最早在国外发现,在我国也开始出现,从这几年看,超级细菌最初基本存在于医院,现在我国已在社区有发现。而且,细菌的耐药基因会在不同细菌间互相传递,如果其耐药基因传给致病性很强的细菌,比如说沙门氏菌、痢疾杆菌,不只是感染住院的病人,正常人也将受到严重威胁。

 肖永红说,如果我们走到“后抗生素时代”,越来越多的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全球将面临药物无效,好像又回到了以前没有抗生素的时代一样。

 此外,环境中存在较多抗生素,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海关的检查报告,因抗生素残留而被拒绝在海关之外的产品,占出口产品的20%。“即使是出口产品,也能检测出20%残留。可以推断,如果不是出口产品,数字恐更高。”

 而让肖永红更加不安的是:“牛奶、鸡蛋、肉类……畜牧业使用抗生素量也很大,我们的环境中细菌已产生耐药性。人体被动地接受了抗生素,一旦受到耐药菌的感染,将会加大治疗难度。”

 抗菌药应由政府负责研发

 肖永红表示,抗生素滥用不仅仅影响用药者个人,还会影响周边没有用药的人,甚至整个人群,就像吸烟的危害一样,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有些国家提出,最好在抗生素的研发方面采取一些办法,比如说新药的研发,鼓励企业去做耐药菌感染治疗的药物,而非仿制。甚至有人提出,使用抗菌药的话应征税。如果用的是原创的新药,税收由使用者承担,如果使用的是仿制药,税收由企业来承担,避免企业过多仿制。但这提议目前仅停留在制度研究层面。

 “我们现在呼吁原创新药,特别是针对超级细菌的药,但很多大企业都没兴趣,因为无利可图。抗菌药物研发成本高、专利期短、由于细菌耐药导致使用寿命有限,再则抗菌药物使用量有限,不像其他治疗慢性病(如高血压)药物,患者需要长期应用,而抗生素治疗感染的疗程一般只有1~2周。”肖永红说。

 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讲,非常需要企业投资,但是企业只会出于自己的考量,政府要承担研发责任。

 新抗菌药物管理指标


  ●抗生素使用率由现在的70%~80%降至60%

  ●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不能超过50个品种,二级医院不能超过35个品种,比现有情况压缩了1/3

  ●外科清洁切口手术预防性应用抗生素降至30%以下”

 对话

  “史上最严”管理办法能否遏制滥用?

  记者:为何说新版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史上最严”?

  肖永红:卫生部今年开展了抗菌药物管理专项整治活动和拟定了抗菌药物管理办法,其中专项整治设定了严格的抗菌药物管理指标。即以往住院患者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甚至高至80%,现在设定目标为60%,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算是相当大的成绩。


  同时,对其他方面也有严格指标,如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不能超过50个品种,二级医院不能超过35个品种,比现在压缩了1/3;要求外科清洁切口手术预防性应用抗生素降至30%以下,这与整治前95%的比例相比,是非常高的要求。从全球来看,都是最严格的管理办法,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出台过此类办法。

  记者:为何部分国家能够低比例使用抗生素?

  肖永红:抗生素使用比例在亚太地区都是比较高的,包括韩国、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南美。美国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大概是40%,比较低的是欧洲,北欧最低,大概是20%~30%。在北欧,并无明确法规,也无行政管理,而是通过教育培训,医师和患者形成自觉行动,避免抗菌药物滥用;对医师管理,主要是经常对医生进行用药评估,一旦发现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会对其进行谈话。

  记者:抗生素的使用率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度?

  肖永红:世卫组织建议抗生素在住院患者中的使用率不超过30%,这是比较理想的目标。从实际状况来看,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社会进步,感染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门诊患者主要以心血管病、糖尿病、神经系统疾病、肿瘤等为主,而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皮肤感染等越来越少,抗菌药物使用比例理应下降。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抗菌药物主要品种以青霉素、磺胺等为主,而在我国常用的三代头孢菌素、喹诺酮类药物应用量有限;如瑞典门诊治疗泌尿道感染所用药物是我们在40年前用的呋喃妥因,这在我国基本没人用了。虽然北欧国家高福利,但并没有因为是免费医疗而乱用抗生素。今年卫生部所设定的管理目标,比较符合我国具体现实状况,也不失管理力度。

  记者:为何我国抗生素滥用难以管理?

  肖永红:单纯由卫生行政部门管理抗菌药物还存在困难,如我国有药厂6000多家,生产抗菌药物1000多个品种,数万个产品,每个药物可能就有上百个厂家在生产,导致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为此,建议国家药监局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在药品生产源头加以控制,设定一定数量的抗菌药物品规限定,能保证国家用药需求就够了,不要谁来申请我都批。

  药监局刚刚发布的去年药物审批结果显示,最新审批的药物当中,抗菌素的依然占到六成。现在的办法与最初有所不同,去掉了很多具体的指标。目的当然不是妥协,而是既能够保证实施这个办法,也能保证临床用药的需求。

  记者:目前克服抗生素滥用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肖永红:体制问题是最大的障碍。“以药养医、以药补医”的现状是医疗机构药物不合理使用的根本原因。据调查,我国医疗机构营业额药占比在40%~50%,其中抗生素占到整个医院药品大概20%左右。当医疗机构不以药品销售支撑其运营时,合理用药才能纳入到正常轨道。希望通过医疗体制改革,减缓药品使用的压力。

  记者:对于抗生素滥用,您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肖永红:建议成立一个高于单一部门的抗菌药物管理委员会,由其组织协调每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比如瑞典设立有全国抗生素管理组织STRAMA,协调药监、卫生和农业等部门工作,监管抗菌药物在各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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